能源

如果在今天,一名精神病患⋯⋯《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国分析空间学会临床精神分析师)  一九七○年代末的芭芭拉・泰勒,是英美历史学界一枚甫升起的耀眼新星,亦是活跃于左翼女性主义学圈的运动份子。继博士论文获重要学术大奖后,她出版的第一本专书──《夏娃与新耶路撒冷: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佳评如潮,助她顺

能源2020.07.02

如果在今天,一名精神病患⋯⋯《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国分析空间学会临床精神分析师)

  一九七○年代末的芭芭拉・泰勒,是英美历史学界一枚甫升起的耀眼新星,亦是活跃于左翼女性主义学圈的运动份子。继博士论文获重要学术大奖后,她出版的第一本专书──《夏娃与新耶路撒冷: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佳评如潮,助她顺利取得第一份教职。然而,突发的精神症状严重干扰了学者的日常,人生胜利组的脚本至此戛然而止。一九八一年,泰勒博士展开了长达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期间三度入住芙莱恩精神病院重症病房,并成为不同日间照护中心、中途宿舍的使用者。

  就在泰勒博士未能重返生活轨道之前,这幢于十九世纪中叶落成时堪称欧洲规模最大、软硬体最进步,以致院名几已等同于精神疾病的芙莱恩医院,终究抵挡不住一九八○年代掀起的社区精神医疗改革浪潮,保守派政府财务樽节政策,院方虐待病患丑闻,以及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多重夹击,正式于一九九三年关门大吉。不久,芙莱恩转卖给建商,摇身变为资产阶级和上层艺文圈炙手可热的庄园式复古豪宅区。

  值此,泰勒博士的心灵疗癒个人史,不可避免地与英国大型精神医疗机构的没落史交互嵌织。《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原书名直译《最后的精神病院:我们那个时代的疯狂回忆录》),是她结束精神分析「地狱」(作者用词)旅程、重返人间后,将研究者视角与病者主体经验交叠而成就的动人作品。

  一个如伏流般贯穿全书的提问:如果作者晚二十年发病,在容许不限期安置的精神疗养机构不复存在的今天,会发生什幺事?提问之下或许隐含了一名前精神病患对于当年狂乱的自己在现行精神医疗体制中究竟会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忧虑。但在个人境遇的揣想之外,它更是一个社会集体层次的质问:令疗养院遁入历史的体制变革,是否真正能为精神病患提供更适切的治疗和照护?

  儘管作为长期精神照护机构的受益者,作者未尝遮掩机构中确实存在令人胆颤的暴力和不当对待,不仅由医护人员施加于病患,亦存在病患之间。但作者笔下的精神病院面貌幽微而多重,相形之下,傅柯式或高夫曼式,将精神病院斥为污名化疯狂、箝制自由、剥夺人性尊严的全控机构的控诉,显得过于简化。溢出常轨的疯狂确实可能蕴藏丰沛创意,但我们不应因此或忘,疯狂尝试释放的受苦灵魂,仍旧困在难以言诠的磨难中。

  社区精神医疗改革运动让精障者回归社区生活的立意良善,但真正的改革不会在大型疗养院关门后自动发生。按人口分布设置适当数量和规模的社区精神照护中心,聘任足够数量、训练充分的专业人员,建立使医、护、心理、社工、职能等专业并肩合作的团队工作模式,辅以健全的居家访视制度,对社区居民进行认识精神疾病的卫教工作,让精障者取回公民权、参与社区生活,进行去精障汙名化的公民意识教育等工作,无一可缺漏。

  依据本书作者针对专业工作者、病友和精障权益促进团体参与者的访谈结果,所谓的社区精神医疗改革最终沦为国家健保当局削减开支的手段,去机构化之后的公立社区医疗体制严重缺乏专业人力,只能大幅仰赖药物和计量的绩效管理制度来维繫。至于提供完善全人治疗体系的民间住宅型照护机构,唯有富豪阶级才可能消费得起。

如果在今天,一名精神病患⋯⋯《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

  笔者较熟悉的法国,约略跟英国同步展开精神医疗的去机构化或「分区化」(sectorisation)。精神科医师与解殖革命家弗朗兹・法农一九五○年代在法国受训时所承袭的机构心理治疗,以及各种具高度实验性质的社会疗法,将机构整体的关係动力视为促使疗癒发生的关键,病患不仅参与自身治疗方针的拟定,更参与机构集体生活的决策。这种超越症状看见存在主体的做法,对于仅仅把精神病患封锁在丧失行为能力者或社会潜在风险标籤下的思维来说,势必是耗时费力又不可思议的。然而,随着外在政治局势、经济景况和社会想像的变动,机构心理治疗和实验计画在一九八○年代后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精神分析在法国精神医疗临床现场逐渐势微。最直接的效应,展现在精神科医师和临床心理师训练取向的转变上。一九九零年代前法国大部分精神科医师或多或少接受精神分析取向训练或薰陶;不过十年光景,大脑神经生物化学和基因病源论述迅速跃升为显学(更正确地说,是夺回二次大战前的主导地位),精神分析课程和疗法亦逐步被偏重行为认知模式矫正、或新制约回馈训练的短期心理治疗所取代。

  英、法的例子揭示了精神医疗从来不是可自外于社会、政治、经济多角权力结构运作的封闭体系。理想上奠基于客观中立知识体系的专业思维,实际上必须不断地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协商。在此过程中,专业服务对象的利益,与专业机构自身发展、存续的利益之间,不见得总能取得双赢。当讲究效率、绩效、竞争力、个人主义,推崇特定成功典範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很可能是当代新疯狂型态的根源——掌控了精神医疗体制的决策阶层,必然影响了学术研究及实务场域的取向选择和资源分配。可料想的是,被期待(或想像)能在短期内令症状消失的药物控制或心理干预模式,较易获得掌政者青睐,甚或被赋予更可信的科学基础。

  儘管所有初级精神医学教科书都叙明精神疾病病源学基础同时包括生物-心理-社会三向度,泰勒博士在本书中针对英国近三十年来精神医疗变革的观察,却是生理因病源论的逐渐独大。如此,对药物的过度依赖,甚至是电击治疗的强势回归,只能是必然的附随现象。倘若在精神分析、动力取向或所谓「深度」心理治疗极为兴盛的西欧尚且如此,在精神疾病诊断标準化和精神病理学上紧紧追随美国主流精神医学步伐的台湾精神医疗体制,又会是何种景况?这可能必须等待台湾版的精神医疗主体经验实录,才能获得解答。

  本书贡献最大之处,并不在于从宏观社会历史架构,缜密地回顾精神医疗机构兴衰,及心理病理学典範与治疗取向的竞逐,但它包含了二个难能可贵、值得推荐的特点。其一是作者从分析者(analysand)的主体观点,部分再现了精神分析诊疗现场。穿插书中的分析疗程片段(行话叫vignettes),相当忠实地呈现了作者投入分析治疗后所触发的慾望波澜,失落生命记忆的唤回,暴烈的移情关係,与分析诠释所带来的伴随巨大痛苦的理解。当被封尘多年的家庭创伤记忆,未曾获得命名的纠结情绪和游移念头浮上意识时,她的外显症状加重了。在此情况下,全天候的照护成为必需。作者的亲身经验说明了精神分析治疗与精神医疗机构并不互斥,而可以相辅相成。其二,书中对于病友之间关係张力与情谊的深刻描绘,在精神医疗相关着作中实属罕见。病友间相互扶持对于心理疗癒的正面影响,是精神医疗制度设计不可忽视的一环。

  如此裸裎的自我书写,即使混合着学术思考和文献研究,仍可能激起习于笔调论理、不希望作者过多自我揭露的部份读者的厌斥感。因此,出版这部掺揉回忆录、民族誌、精神医疗社会史,且内容充满强烈自传色彩的着作,对于原出版社而言无疑是大胆的尝试。儘管文类混杂,作者深厚的书写功力,让多重叙事轴线巧妙交错而彼此呼应,也让作品读来宛如精神分析小说。这样的文类,其实十分接近许多已成为精神分析经典的个案研究论着(如佛洛伊德经典案例)。惟此处,分析者自己进入了分析师(analyst)惯于占据、或被赋予的知识主体位置;这无非正是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为此故,从分析地狱归来的作者,可能比分析师更有能力对精神医疗机构和精神分析制度提出中肯的批判。在此意义上,本书可以说为叙事心理学、心理传记、精神医疗史、精神分析案例研究等类别的学术着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範例。

  进化了的资本主义个人化工具管理逻辑思维,已如PM2.5 和各种隐形的毒性化学物质,成为当代人生活中浑然不觉的「正常」背景。传统家庭主义所鼓吹的道德观,也让许多受创主体用自身的症状承担着隐匿家庭秘密的任务。当许多敏于真相而受苦的灵魂,发出「社会的本质不适合我生存」的呼喊时,给予她/他们精神疾病诊断,并将问题归诸大脑神经生化或基因病变,或许是一种看起来最便利的选择。然而,一个社会对待疯狂的方式,恰好反映了它如何看待人和人性。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究竟愿意付出多少集体资源,理解精神症状的根源,聆听经过潜意识或无意识加工的心理症状所携带的讯息,协助病者重返人间?这应该是泰勒博士这本着作留给读者思考的核心问题。

(本文为《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推荐序)

书籍资讯

书名:《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 The Last Asylum: A Memoir of Madness in Our Times

作者: 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出版:木马文化

[TAAZE] [博客来]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阅读

猜你喜欢